浙江武义县后陈村是全县经济条件较好的村，但由于财务使用不透明，村民从上世纪年代末以来连续向县纪委、街道反映村里的问题，却长期得不到彻底解决。 2003年，连续两任村支书因经济问题被查处。2004年初，村里有1000多亩获补偿金1900多万元。在人均发放7000元后，还剩3000多万元，如何处理本资产成为村内的一个难题。为帮助村民寻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由县纪委的村务监督改革指导小组进驻后陈村。指导组在大量听取村民意见的基础上，决定成立一个相当独立于村委会及村党支部的监督委员会，真正能从根本导航能让村民有效制定全部的权力。6月，后陈村在海选村委会基础上由群众选举产生了全国第一个村级监督组织---村务监督委员会，与村党支部、村委会一起称为“三委会”。

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不久，即对村里两口池塘的承包进行了全程监督，结果每口池塘三年从2. 8万元升至5.8万元。2005年，后陈村举行垃圾清理投标会，村委会主任监委会主任到场监督，不到5分钟结果就出来了，没有人对投标会公正性表示质疑。    

监委会成立后，后陈村每年的创收情况，包括出租土地给广告公司做广告牌、旧粮站出租、经营沙场、村留土地上的杉树出售，以及向上级部门申请到的资金补助等，每一笔都要经过监委会审核后公布。2004年，当年的招待开支是23909元，比前些年下降近一半，村干部再不能拿着发票随便报销了。在村财务公开栏前，村民告诉记者：“过去简直是胡来，集体的钱像是干部自己的，现在不一样了。”监委会主任说：“我的职责就是看他们有没有按程序办事，有没有搞暗箱操作。”监委会成立以来，后陈村的固定收入逐年增加，村干部连续8年实现零违纪，村民连续8年实现零上访。村两委已顺利完成了3次换届。最近的一次换届，村两委成员一个没动，全部高票当选，一次通过。

目前，浙江省3万多个行政村，村村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实现了村级监督组织全覆盖，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一有效而不需要太大监督成本的权力制衡制度，对建立乡村“阳光权力体系”共建和谐社会带来重要启迪。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一制度创新已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并在全国推行。摘编自《人民日报》2012年5月14日。

（1）后陈村是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来保障权利在阳光下运行的？

（2）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建立对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有何启示？ 

“新年不欠旧年账，今生不欠来生债”，这是孙东林和哥哥孙水林的共同准则。1989年，孙东林与哥哥孙水林一同组建起建筑队伍，开始在北京、河南等地承接建筑工程和装饰工程。此后的20年中，无论遇到什么状况，孙东林从未拖欠过工人的工资。有时工程款不能及时拿到，他四处借钱，也要坚持将工资发放。他说，“诚信，是为人之道，也是立足之本。”

2010年2月9日，在天津承包建筑工程的孙水林，为抢在春节前赶回武汉给先期返乡的农民工发放工资，不顾路途遥远、天气恶劣，连夜赶路千里送薪。不料，2月10日凌晨遭遇车祸，一家五口不幸遇难。得知噩耗，孙东林悲痛不已。为了替哥哥完成遗愿，他带上哥哥车上的26万元钱，连续驱车15小时，返乡代兄为农民工发放工资。两天未合眼的孙东林流着泪眼赶回家中，和老人商议决定，先替哥哥完成遗愿，年前发完工钱再办丧事。他自己垫上6万以后，还差1万多元。这个时候，他们的老母亲拿着1万块现金交到儿子手上。这可是老人家的养老钱呀！

随后，孙家立即让工友互相通知上门领钱。发工资的时候，孙东林和工友们找不到账单，都是凭着一本“良心账”，工友们说多少，孙东林就给多少。腊月二十九晚上，33.6万元工钱全部发完，竟与哥哥遇难前哥俩说过的数额相差无几。69名拿着工钱的工友对孙东林说：“明年我们跟你接着干”。

（1）基于“信义兄弟”这个事例，怎样理解诚信及其道德力量？

   （2）为什么也要坚守诚信？